林野在整理外婆遗物时，指尖触到樟木箱底一块冰凉的金属 —— 那是枚边缘磨得发亮的黄铜怀表，表盖内侧刻着极小的 “昭和西十一年・樱”。
他愣了半晌，记忆里外婆总把这块表藏在贴身的蓝布衫口袋里，却从不让他碰，连提起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沉默。
窗外的雨丝斜斜织着，把老城区的青瓦染成深灰色。
林野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，轻轻旋开表盖，齿轮 “咔嗒” 一声卡住，停在三点零七分的指针旁，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签，字迹娟秀却带着颤抖：“若能再见，愿你仍是穿白衬衫的少年。”
这不是外婆的字。
林野的心猛地一沉，他翻遍了樟木箱，除了几件打补丁的旧衣裳，只有一本锁着的牛皮笔记本。
锁是老式的铜挂锁，钥匙孔里积着厚厚的灰，他试着把怀表的表针拔出来，竟恰好能插进锁孔 ——“啪嗒” 一声，锁开了。
笔记本第一页贴着张黑白照片：穿和服的少女站在樱花树下，手里攥着同样的黄铜怀表，身旁的少年穿着挺括的白衬衫，笑容明亮得能驱散阴霾。
照片背面写着两个名字：佐藤雪绪，陈景明。
陈景明是外公的名字，可外婆的名字是李秀兰，不是佐藤雪绪。
林野的手指抚过照片里少女的眉眼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看他写作业时，总盯着他课本上的 “雪” 字发呆，嘴里喃喃着什么，他问起时，外婆只摇头说 “记错了”。
笔记本里的字迹和便签上的一模一样，记录着 1966 年的东京。
佐藤雪绪是钟表匠的女儿，陈景明是来留学的中国学生，两人在樱花纷飞的钟表店相遇，怀表是雪绪送给景明的定情物，表盖内侧的 “樱”，是她名字的象征。
日记里写着他们在浅草寺求的签，写着景明教她写中文的 “明” 字，写着他承诺 “毕业就带你回中国，看比樱花更艳的海棠”。
首到 1968 年的夏天，日记的字迹突然潦草起来。
“景明收到家书，说母亲病重，要立刻回国。”
“他把怀表还给我，说‘等我，最多一年’。”
“机场的风好冷，他的白衬衫被吹得鼓起来，我喊他的名字，他没回头。”
最后一页的日期停在 1968 年 9 月 15 日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怀表走了，他没走。”
林野握着笔记本的手微微发抖，他突然想起外公去世前一年，曾抱着这块怀表在阳台坐了整夜，天亮时对他说：“有些承诺，不是不想守，是不能守。”
那时他不懂，现在才明白 —— 外公回国后，恰逢特殊年代，海外关系成了 “污点”，他被下放到偏远的林场，连写信都要被审查，雪绪的信全被退回，他只能把怀表藏起来，连提都不敢提。
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外婆李秀兰，那个沉默寡言却总把热粥端到他手边的女人，陪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
“叮 ——” 手机提示音打断了林野的思绪，是日本留学时的朋友发来的消息：“帮你查到了，佐藤雪绪在 1970 年移民去了加拿大，去年在多伦多去世，遗物里有个盒子，写着‘陈景明收’。”
林野盯着屏幕，眼泪突然砸在笔记本上。
他想起外婆临终前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箱子里的东西，替你外公还给该还的人。”
那时他以为是外婆的旧物，现在才懂，外婆早就知道雪绪的存在，知道那块怀表背后的故事，却从未说过一句怨言，只是默默守护着外公的秘密，守护着那个没能说出口的 “对不起”。
三个月后，林野带着怀表和笔记本，飞到了多伦多。
雪绪的孙女艾米丽在机场接他，手里捧着一个木盒：“奶奶说，这是她等了一辈子的东西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木盒里装着一沓退信，信封上的邮票己经泛黄，收信人写着 “中国・林场・陈景明”，还有一张照片 —— 老年的雪绪站在海棠花前，手里握着一块和外公同款的怀表，笑容里带着释然。
林野把两块怀表并放在一起，轻轻旋开表盖，左边刻着 “昭和西十一年・樱”，右边刻着 “1968・明”。
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落在表盘上，停摆多年的齿轮似乎在这一刻重新转动，发出细微的 “咔嗒” 声，像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应，像迟来的 “我还记得你”。
离开多伦多那天，林野在机场看到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，正帮穿和服的女孩拎着行李箱，女孩手里攥着一块怀表，笑得眉眼弯弯。
林野想起照片里的陈景明和佐藤雪绪，突然明白：有些爱情或许没能走到最后，但那些真心付出的时光，那些藏在怀表里的余温，会永远留在岁月里，等着被读懂，被铭记。
他掏出手机，给艾米丽发了条消息：“告诉雪绪奶奶，景明爷爷也等了她一辈子。”
发送成功的瞬间，阳光正好落在怀表上，指针慢慢走到三点零七分，和便签上的时间一模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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