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6月，西非卡隆国，北纬8度，东经15度。
凌越摘下头盔，额前的汗瞬间汇成细流，沿着脸颊滑进战术背心的领口。
湿热的风裹着沙尘和远处隐约的硝烟味扑过来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——急救背包的肩带扣得很紧，里面的听诊器、喉镜、止血带和那支编号为“青-07”的青霉素钠注射液，都安分地待在各自的夹层里。
“凌队，温度38.6，湿度92%，风速2.3米/秒。”
年轻的护士林晓举着便携式气象仪跑过来，额头上的碎发黏在皮肤上，“刚接到联马团总部的消息，红蝎武装昨天夜里袭扰了距我们12公里的多洛村，村里有17个平民受伤，其中5个是重伤，需要我们立刻支援。”
凌越点点头，指尖在战术平板上划过——多洛村的地图呈现在屏幕上，红色的标记点是红蝎武装可能盘踞的区域，蓝色则是他们这支中国维和医疗分队的行军路线。
“王锐呢？”
他问。
“锐队带着特战小组在检查装甲车，”林晓递过一瓶冰镇生理盐水，“他说这次路线要穿过一片棕榈林，担心有伏击，正在加挂反应装甲。”
凌越拧开瓶盖，灌了两口凉水，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却压不住心底的紧绷。
卡隆国这地方，乱了快十年了。
反政府武装“红蝎”靠着走私钻石和军火壮大，专挑维和部队的薄弱点下手，前两个月，一支法国维和分队就在多洛村附近遇袭，3名士兵牺牲，医疗物资被抢了个空。
“让赵医生把清创包和麻醉剂再清点一遍，特别是利多卡因和头孢曲松，各多带两盒。”
凌越把水瓶递给林晓，转身走向医疗帐篷，“告诉王锐，我们15分钟后出发，行军速度放慢，让无人机先飞一趟棕榈林，确认没有IED（简易爆炸装置）。”
医疗帐篷里，老军医赵刚正蹲在地上整理器械箱。
他今年58岁，是分队里最年长的人，左胳膊上留着一道子弹贯穿伤的疤痕——那是二十年前在刚果维和时留下的。
“凌队，你看这个。”
赵刚举起一把止血钳，“昨天给村民处理外伤时，钳头有点变形，我磨了磨，应该还能用。”
凌越接过止血钳，试了试咬合度：“赵哥，不行就换备用的，别将就。
多洛村的伤员里有两个是 gunshot伤，可能要做清创缝合，器械必须趁手。”
“知道。”
赵刚笑了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“跟你小子搭档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你的规矩？
放心，所有器械都消过毒，连缝合线的针数我都数了三遍。”
凌越拍了拍他的肩，没再多说。
他和赵刚认识快二十年了，从汶川地震救援到也门撤侨，再到这次西非维和，两人搭档过无数次生死场。
赵刚的手稳，经验足，是他最放心的后盾。
这时，帐篷外传来装甲车的轰鸣声。
王锐的声音隔着帆布传进来：“凌队，准备出发！
无人机侦察完了，棕榈林里没发现IED，但有几个废弃的棚子，可能藏过人。”
凌越拎起急救背包，背上自动步枪，最后检查了一遍领口的卫星电话——这是他们和总部联系的唯一方式，在卡隆国这种信号覆盖率不到30%的地方，丢了它，就等于断了后路。
医疗分队一共8个人：凌越（队长，外科医生）、赵刚（全科医生）、林晓（护士）、另外两名护士李娜和张伟，还有王锐带领的3名特战队员（狙击手陈峰、机枪手刘鹏、通信兵吴磊）。
他们乘坐两辆装甲车，一辆载伤员，一辆载医疗物资，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向多洛村驶去。
车窗外，成片的棕榈树在热风里摇晃，远处的村庄隐约可见，土黄色的茅草屋稀稀拉拉地散在路边，偶尔能看到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，躲在树后怯生生地看着装甲车。
林晓趴在车窗上，小声说：“凌队，你看那些孩子，上次我们去送疫苗，他们还跟我们要糖呢。”
凌越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心里有点发沉。
卡隆国的儿童死亡率高达18%，大部分孩子活不过5岁，要么死于疟疾，要么死于战乱。
他想起上个月，一个7岁的男孩被流弹击中腿部，送来时己经感染化脓，他们不得不做截肢手术，男孩醒后抱着断腿哭了整整一夜。
“等这次任务结束，我们再给他们送点糖和课本。”
凌越说。
林晓点点头，刚要说话，装甲车突然猛地一停。
王锐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：“全体注意！
前方500米处发现可疑人员，陈峰，你去车顶警戒！”
陈峰立刻打开车顶舱盖，架起狙击枪，瞄准镜里出现了三个穿着迷彩服的人，正躲在棕榈树后观察装甲车。
“凌队，看他们的装备，像是红蝎的人。”
陈峰的声音很稳，“要不要开枪？”
凌越皱了皱眉：“先别开火，我们是医疗分队，优先保证伤员安全。
王锐，绕开他们，走右侧的小路。”
王锐应了一声，装甲车缓缓转向，沿着一条更窄的土路前进。
那三个红蝎成员没有追上来，只是站在原地看着，首到装甲车消失在棕榈林深处。
“这些人就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。”
王锐的声音带着怒火，“上次法国分队就是被他们这么盯了两天，然后在夜里遭了袭。”
凌越没说话，只是握紧了手里的步枪。
他知道，这次多洛村的任务，绝不会轻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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