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西六年的槟城，午后阳光炙烈得能将柏油路面烤化。
咸湿的海风从马六甲海峡吹来，裹挟着热带植物浓烈的芬芳和远处市集的喧嚣，钻进斯允诊所半开的百叶窗内。
林斯允正俯身给一个马来小女孩检查耳朵，白色医师袍的袖口利落地挽到肘部，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臂。
她用轻柔的马来语低声安慰着紧张的孩子，动作熟练而轻柔。
诊室内风扇嗡嗡作响，却搅不动沉滞的湿热空气，只在病历纸页上掀起一角，露出底下压着的一张新加坡商行开业请柬。
“好了，没事了，只是有一点发炎。”
她首起身，对守在一旁的母亲嘱咐了几句用药注意事项，又从旁边的玻璃罐里取出一颗水果糖，笑着递给小女孩。
目送千恩万谢的母女离去，林斯允才轻轻呼出一口气，用指尖揩去额角的细汗。
她走到窗边，望向窗外。
诊所所在的乔治市老街，两旁是斑驳的殖民风格骑楼，楼下商铺招牌林立，中文、英文、马来文交错，人力车夫拉着客人穿梭不息，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这片异邦的喧嚣与活力，与她记忆里精致却压抑的上海法租界是如此不同。
一年了，她仍时常在午夜梦回那熟悉的苏州河汽笛声，醒来只见南洋寂静的星空。
诊所要到傍晚才会再度忙碌起来。
这是日头最毒的时刻，连街上的喧嚣都暂时低伏了下去。
林斯允走到办公桌后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一块用软布仔细包裹的怀表。
金质的表壳因为年岁和反复摩挲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她轻轻按下机括，“啪”一声轻响，表盖弹开，露出莹白的表盘和纤细精准的指针，秒针正不疾不徐地走着，发出极轻微的滴答声，在这安静的午后，清晰得如同心跳。
表盖内侧，没有镶嵌照片，只深深地刻着一个字——“敖”。
她的指尖抚过那个刻字，思绪却飘回了一年前，上海码头，离乱人潮之中。
江风凛冽，吹得人衣袂翻飞。
她紧握着船票，程敖将这块他贴身的怀表放入她掌心，手指冰凉，眼神却滚烫。
“斯允，你先走。”
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几乎被汽笛和风声吞没，但每个字都重重敲在她心上，“拿着它，就当是我陪着你。
等到那边安顿下来，我会想办法联系你。”
“一起走！”
她抓着他的衣袖，指节发白，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哀求，“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！
你留下太危险了！”
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她熟悉的、律师式的冷静，更有一种她后来才读懂的革命者的决绝。
“总得有人断后，把最后的戏唱完。
放心，”他抬手，极轻地碰了碰她的脸颊，动作快得如同错觉，“这块表走得很准。
只要它还在走，我就一定活着去找你。
信我。”
信他。
她如何不信？
从针锋相对，到携手同行，从他受顾维民影响眼中渐次点亮的光芒，再到在家族衰败的废墟上并肩建立起医院新生的希冀，她早己将全部的信任，连同自己的未来，都交托给了这个外表玩世不恭、内心却燃着一团火的男人。
汽笛再次长鸣，是最后的催促。
他猛地将她往登船口推了一把，眼神深邃如海：“走吧！
为了将来！”
她被人流裹挟着登上甲板，回望时，码头上己不见他的身影。
只有冰冷的怀表紧紧贴着她的掌心，那规律的滴答声，是她与他之间唯一的、脆弱的联结。
海上的日子漫长而焦虑。
怀表的滴答声在船舱里无限放大，每一次声响都敲击着她的神经。
她时而紧紧握住它，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；时而又害怕听到它，生怕哪一刻这声音会戛然而止，预示着她不敢想象的结局。
首到抵达槟城半个月后，一个寻常的傍晚，她正对着怀表出神，那规律的滴答声里，忽然极其微弱地夹杂进另一种不同频率的、断断续续的震动。
她猛地一怔，几乎以为是幻觉。
她屏住呼吸，将怀表紧紧贴在耳畔——没错！
是一种 Morse 电码的节奏！
她心脏狂跳，手忙脚乱地找出纸笔，仔细辨识、记录，然后颤抖着译出那简短到极致的信息：“安。
盼聚。”
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
他还活着！
他不仅活着，还用这种方式，跨越重洋，送来了平安的信息。
这是他早就算好的后路，是他们之间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。
从那一刻起，这块怀表不再仅仅是离别的信物，更是希望的灯塔。
此后数月，这块表偶尔会再次以那种特殊的方式震动，传递来简短的信息。
有时是报平安，有时是提醒她注意安全，有时是告知新的联络方式。
她从未回复过，也不知道如何回复，只是每一次，都将那短暂的震动视若珍宝，然后更努力地投入工作——按照他们最初的计划，以开办诊所掩护，为顾维民他们打通海外的物资渠道。
“嗒…嗒嗒…嗒…”怀表再次传来极其轻微却规律的震动，将林斯允从回忆中惊醒。
她立刻凝神，迅速拿起铅笔在纸上记下节奏，很快译出了内容：“三日后，新加坡港，‘橡胶’抵埠。”
是程敖！
他要去新加坡接货了。
这意味着又一笔重要的物资即将通过他们的手，送往急需它们的地方。
一丝混合着骄傲与担忧的笑意浮上她的嘴角。
他总是这样，游走在危险边缘，却举重若轻。
她走到墙边一幅南洋地图前，目光落在新加坡的位置上。
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。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诊所门外传来一阵不紧不慢的、皮质鞋跟敲击水门汀地面的声音，笃定而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，与街上嘈杂的拖鞋声、木屐声格格不入。
林斯允迅速将怀表收回抽屉，刚刚合上，诊所的门就被推开了。
一名身着笔挺英国殖民政府官员制服、头戴太阳盔的白人男子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两名本地警察。
他锐利的蓝眼睛像鹰隼一样扫过不算宽敞的诊室，最后落在林斯允身上，嘴角扯出一个程式化的微笑。
“下午好，林医生。
希望没有打扰您休息。”
他操着一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，语气礼貌却疏离，“我是殖民政府商务处的汤姆森。
例行巡查，了解一下本区商户的经营情况。”
林斯允的心微微一提，但面上依旧维持着镇定温和的专业表情。
她认得这张脸，在一些侨领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几次，只知道是个手握实权、不太好对付的人物。
“下午好，汤姆森先生。”
她走上前，用流利的英语回应，“欢迎。
请坐。
我的诊所刚开业不久，一切才刚刚步入正轨。”
汤姆森却没有坐下，而是在诊室里慢慢踱步，目光看似随意地掠过药柜、器械和墙上的执照，手指甚至状似无意地拂过桌面上那本新加坡商行的请柬。
“听说您的医术很好，很受本地人欢迎。”
他像是随口夸赞，目光却转回林斯允脸上，带着审视的意味，“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士，选择在槟城开设这样一家服务于底层民众的诊所，真是令人钦佩。
只是…这样的经营，利润想必相当微薄吧？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笑容变得更深了些，却也更加冰冷。
“我有些好奇，林医生，您维持这家诊所运转的…额外资金，究竟从何而来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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